查看原文
其他

我在靖远的青春岁月 (王小玲)

作者:王小玲 知青情缘 2024-02-02



有声朗读



我在靖远的青春岁月


作者:王小玲


   插队一年七个月后,八松公社来了靖远煤矿招工的人员。他是一个近四十岁的很和蔼宽厚的老工人,我问这位李师傅:“那里有电灯吗?”“有!”“那里有自来水吗”“有!”我脱口而出:“我去”!李师傅不由分说地同意招我,他叫我“小王”,那卷舌的“王”的靖远方言让人感觉亲切极了。说老实话,究竟去不去靖远煤矿,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——去了煤矿,一辈子成了“煤黑子”;不去煤矿,我家已落户到靖远乡下,回兰州总要住在同学家里,再辗转颠簸去靖远东升,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?我拿不定主意,写信与大哥、二哥商量。我天天盼望哥哥们的来信。我们八队离公社很近,走十分钟就到。那天邮递员的车子放在公社的一间房里,我翻窗户进去拿到了大哥的电报,“安心去靖矿!”几个大字使我下定决心,去靖远煤矿!既可照顾家里,又能当工人,于是,十八岁的我被招到靖远煤矿。


   一九七0年八月十九日,我和孔芳玫、张守莘等十几位下乡插队知青坐着大卡车,风尘仆仆,从康乐县八松公社到了靖远煤矿。一路上的心情有些忐忑不安,不知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我们?


    山路蜿蜒,道路颠簸。卡车到了宝积山矿坑口的反斜井前,一条大标语映入眼帘:“活着干,死了算!”这白纸黑字的标语令人触目惊心。后来才知这是当时煤矿上流行的政治口号。


    矿上的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多了,年轻人很多,很多人是插队知青。


电线杆上右边是我


 我当了一名维修电工,上过十四米的电线杆


   我们办了十天学习班,然后就是分工种。我爷爷是地主成分,我父亲是职员。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在兰州长大,但当时硬将爷爷的成分强加给我,是不可能分到好工种的。最初,我被分到给井下工人发矿灯的充电房。这个工作没什么技术。第二天就要宣布工种了,有一个靖远东升公社的老工人来找我,他听招工的人说,招来了一个家在东升公社的知青,他来认老乡,他问我想干什么工作?我说:“我才十八岁,想干技术工种。”第二天宣布工种,我被分为电工。别人都很羡慕,我也有些奇怪,在我生命的转折点上,这位老工人的这一举动,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走上了崇尚技术的道路。


    九月一日,我去电工组报到。电工组位于变电所旁边的一个坑洼地,光线较暗。地上摆满了井下防爆开关、风机、电话、电动机等,空气中弥漫着机油、变压器油的味道。电工组约有二十八人左右,五个师傅,二十几个徒弟,其中有六个是女徒弟。人们的衣着十分破旧,裤子膝盖上是长长的大补丁。师兄们脸上沾着黑黑的煤灰。


    我被分去干通讯, 第一天上班时,詹师傅带着徒弟们去练习爬电杆。我是詹师傅唯一的女徒弟,也和男徒弟一样踩着脚扣在电杆上上上下下,反复地练,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自尊和好强,也觉得上电杆好玩。


我们是维修电工,平日工作不太忙。师傅们都不怎么爱说话,徒弟之间也交谈不多,记得有一个兰州的学徒,我竟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,但这个学徒的技术很好。这是一个崇尚“沉默是金”的工作环境,大家的内心世界隐藏在沉默寡言里。空闲时,我就看电工技术书,当时自己的记忆力很好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
   在靖远煤矿我干了四年电工。上过十四米的电线杆,下过一千多米深的矿井。修过放炮器、电话机、电煤钻、防爆开关、电动机、车床电器、安过探照灯。曾被挂在十四米高的钢丝绳上挂通讯电缆。当时我坐在上电杆的木头踏板上,踏板的绳子上绑着个滑轮,我全身的重量在滑轮上,滑轮在十四米高的钢丝绳上滑动,下面是围观的人们。曾听见人们议论:“给我双份的工资,我也不干这个!”当时提倡“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”,提倡“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。男同志能办到的事,女同志也能办得到”。十八岁的我总觉得自己身轻如燕,不怕上高爬低,不觉得有多苦,有多累。我曾不用脚扣,身躯呈三角形,徒手登上山顶八米高的工字杆。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怕,但当时是无所畏惧的。我父母不知我在矿上从事这样危险的工作,如果知道,他们一定会天天担惊受怕。


    矿山女电工少,一般不经常下井。除非人手不够时,女工才下井。我总共下过三十几次井。我们一般不去采煤的掌子面,只去运输大巷。巷宽七米左右,有防爆日光灯照明。井下有一种很难闻的炮烟味。当我们在一千多米深的井下向上爬台阶时,井口的一缕亮光照进巷道,我们穿着齐膝的大雨靴,头顶矿灯,喘着粗气,心中总涌出一句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的台词:“外面阳光明媚,人们享受着春天的自由,可是你呢? ……”


 我想的最多的事是我要学技术


   电工组只有一位五级电工,河南人,名叫张明亮。他不像工人,倒象一位高级知识分子——衣着整洁,面目清秀,说话和气。他的工作室在电工组最里面的套间里。工作室里有很多二极管、三极管、电容器、电阻等电子元件。张师傅擅长电动机定子下线和无线电。他带的徒弟不多。有一天,矿长的女儿赵某对张师傅说:“张师傅,我爸让我跟你当徒弟。”从此,赵某成了张的徒弟。我十分羡慕这些徒弟,认为张明亮最有技术。有一次,张师傅在赵某的手心里画了一个电动机的接线图,我羡慕死了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
   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明白了“师傅引进门,修行在个人”,技术要靠自己学。我父亲从兰州给我邮寄了《电力排灌站电工讲义》、《电工手册》等书籍。我每天六点起床,上班之前,总坐在小板凳上,以床为桌,学习电工知识,作了厚厚的笔记。然后,才去上班。


   工作时,我干的比较多的是修放炮机。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放炮机,用万用表检查电池、线路、元件和毫秒开关。慢慢地,再难修的放炮机我也能修好。另外我还修井下电话机。闲暇时,我把电话机拆开,画出实际接线图,然后依照油迹斑斑的实物接线图把电话机重新安装一遍。再把手摇皮包机也拆开重新安装。我把修好的井下电话机摆放得整整齐齐,在上面写上“好”字,等井下需要电话时,从反斜井的矿车上运到井下去,每日乐此不疲。


   我还和女电工小路子用井下防爆灯的铁芯绕了一个小变压器,是根据《电工手册》设计的,小变压器通电后基本正常,我们很高兴。我与一个小电工利用休息时间安装了一个四管收音机,当听到收音机里传来声响时,激动极了,曾写出歪诗庆贺。


   我很勤快,一刻也不愿闲着,抽空就去给其他师傅帮忙,帮他们修井下防爆开关。


   干通讯的苏师傅是三级电工,个子不高,眼睛不大,鼻子挺高,人很文气。他来自北京的医院。苏师傅说我:“小王什么也不想。”我知道苏师傅说的是什么。心想:“我还小,我不能在矿上找对象。”其实我想的最多的事是我要学技术。


         

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 给电动机定子下线


   当电工时,我最热爱的工作是给电动机定子下线,我认为那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工作。


   后来我的师傅换成了李天保,他是靖远本地人,当时大概四十多岁。中等个子,体型较瘦,不苟言笑。跟他下井时,他走得很快,我们有时简直跟不上,他很严肃,哪怕你在身后跌成个泥猴,也不会轻易回头看你一眼。他文化程度虽不高,但技术过硬。冬天,他总是披着很破旧的棉衣,肩膀一头高一头低。大拇指的指甲留得很长,这指甲是用来拧小螺丝的。李师傅靠本事吃饭,对于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深恶痛绝,曾听见他怒斥一个给领导家里送瓜的办事员:“还背着去了!你不嫌吃力吗?”办事员一时下不了台,尴尬无比。他经常强调各个级别的技术工人有应知应会标准,这在那个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年代是很可贵的。李师傅最大的优点是放手让学徒自己钻研。有一天,他让我和另一女电工小路子学绕电动机绕组。他说:“你们就拿这台电动机学手吧!做不好没关系!”这电机是同心式的,二十四槽,两极。我和小路子兴奋地把旧绕组拆下,测出底部绝缘纸的尺寸,尺寸精确到半个毫米。根据《电工手册》设计出木制模板的尺寸,交给木厂去加工。然后依照线圈的匝数绕制出线圈。我和小路子面对面坐在电动机定子两侧,将线一根一根地用竹板划入定子槽,尽力避免损坏了电线的漆皮而引起短路或接地。电机旁是瓦数很大的工作台灯。我们每天早出晚归,兴致勃勃地干,小路子笑着说:“台灯把我们的头发要烤成烫发头了!”


   线下完了,关键是接头。接错了,电机要么不转,要么会烧毁。前面的一切工作会前功尽弃。李师傅的办法是接完头后,在定子中放一个小铁球。若接法正确,小铁球会在磁场内快速旋转;若接得不对,小铁球则吸在一个地方嗡嗡作响。我们接好线头,推上电源,小铁球轻松自如地在定子中旋转,我和小路子心花怒放,相拥大笑——我们成功了!


   后来有一位三级电工下完线后不会接头,我这个学徒工独立完成了三十六槽四极电机的接头工作,排长寇师傅在会上当众表扬了我,我觉得十分快乐!当时技术工人追求的荣耀是:别人不会,你会;别人处理不了,你可以处理。


 星期天在井下吃炸酱面及值夜班偷看电影


   记得有一个星期天,井下要改建变电所,需要加班把电缆运到井下去。所有电工出动,大家头顶头盔,脚穿雨靴,一字排开,每人七米,将电缆扛在肩上,运送电缆下井。我们在井下呆了八个小时。且不说井下那难闻的炮烟味,只觉得肚子胀得难受。食堂送来了炸酱面,顾不上洗手也没处洗手,端起来就吃。面如浆糊一般,顾不得了,吃饱就行。然后把碗递给下一个人,碗不洗,继续盛饭,筷子不够,把别人用过的筷子翻过来就吃……


   严冬季节,星期天的一个夜晚。我们几个学徒在坑口电工组值班。大操场上放映朝鲜电影《卖花姑娘》,我们实在太想看了,忘记了值班电工的职责,悄悄把电工组的门锁上去看电影。我们挤着站在别人的长条凳上,站着看。电影很感人,联想起我家文革的遭遇,母亲目前在东升公社受苦,粮食不够吃,粮站发放红薯片代替粮食,我的泪水在默默地流淌,泪水滴湿了口罩,口罩冻住了,硬邦邦地挂在脸上。忽听到薛连长压低嗓门的呼喊声:“王小玲!王小玲!”薛连长,河南人,四十多岁,一头白发,面色白里透红。他对徒工好,从来不摆架子。有时与我们打羽毛球,跳起来接球的动作很矫健。薛连长在人群中寻找我们。他要找我们回去值班,又怕外人知道我们离岗,对机电连影响不好,于是,哭得泪汪汪的我们又去电工组值班了。


左边是我


 我想上大学,暗暗开始了高考复习


    一九七三年,我电工排的一位女电工李惠芬被推荐上了大学,专业是采煤。她经常在工作裤膝盖上的补丁上演算数学题。她接到了入学通知书,这个东北的泼辣姑娘忘情地一把抱住我说:“啊!我太幸福了!”我的表情有些发木,我为她祝福,但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发愁——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,又上电杆又下井的,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?我的未来在哪里?


   这个女电工去外地上大学了。我暗暗开始了高考的复习。在乡下的炕桌上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我演算数学题。母亲很支持我,她一人干家务活,舍不得浪费我的时间。当时我想,有朝一日我考上大学,一定要好好报答母亲。


   一九七四年夏天,我到矿上的宣教科问询推荐上大学之事,对方说:“不要女的”,我的大学梦从此破灭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
   一九七四年下半年,甘肃省出现了一个新政策,即重工业的女性可调往轻工系统。我们矿区的女工们人人都想调回兰州。此地条件差——一年四季没有春夏秋冬,没有花红柳绿,没有鸟语花香;没有女澡堂,没有垃圾箱。厕所附近垃圾遍地,男女厕所的隔墙经常被坏人掏出一个洞,非常恐怖,女工夜晚不敢一人上厕所。女工的个人问题不好解决。矿上经常出事故,女工们都不愿在矿区找对象,尽管矿区优秀的小伙子很多。


   一九七五年元月,二十三岁的我调入了兰州第一毛纺厂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,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,被录取到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毕业后,我当了老师,总算找到了自己喜爱的职业。


   回顾自己在靖远的青春岁月,我感恩李师傅等那些关心我鼓励我积极向上的人们,是他们在我人生的关键时期,促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——崇尚知识,热爱学习,不怕艰难,顽强拼搏。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垫底,什么样的困难也挡不住我,面对人生,我将风雨兼程!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二0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   


作者简介:

王小玲,女,1952年生,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,1968年11月去甘肃省康乐县八松公社插队落户。1970年招工甘肃靖远煤矿。现在是兰州城市学院退休教师




作品荐读链接


那年,我十六岁(王小玲)

我的母亲(王小玲)

那年,我十七岁(王小玲)

魂系故土(王小玲)

【我的退休生活】完美的人生是让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(王小玲)

《要重视培养孩子的非智力因素》本文献给关心孩子成长的各位父母(王小玲)

我和我的学生们(王小玲)


本文 由作者投稿《知青情缘》编辑发布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
坚持推文不易,读完文章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转发。

 投稿邮箱:

564636138@qq.com

继续滑动看下一个

我在靖远的青春岁月 (王小玲)

作者:王小玲 知青情缘
向上滑动看下一个

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

文章有问题?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